2007年年底，王翔很忙，“一大堆项目要审核，明年的事也得布置”，身为北京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项目总监及副秘书长，王翔主要忙着他的“民间事务”，而另一个身份——甘肃省宕昌县教育局副局长的事务几乎无暇顾及。

    　西部教师培训

    王翔跟西部教育相连缘于尚立富。作为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创始人的尚立富，在王翔加入西部阳光之前，就因为大学期间独自骑行西部，以及2003年11月在北京各大高校举办的 “尚立富西部农村教育纪实摄影展”，成为被媒体“曝光过度”的名人。

    学管理出身的王翔大学毕业后，就业于一家世界知名的饮料公司。机缘巧合的是，毕业后寻找住处时与尚立富成为了室友，两人住在一起的日子，会经常聊起西部的贫穷及糟糕的教育现状。

    “国内有助学的‘希望工程’，我们为什么不也弄一个专门关注西部教育的助学工程？”2004年初，尚立富和王翔二人开始构想助学西部的计划。

    “他一个劲地鼓动我。”王翔回忆起当初，尚立富动员他一起参与创立西部阳光行动(北京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前身)的情景。当时，尚向王介绍了他所看到的西部教育的现状，以及尚骑行、考察西部的相关媒体报道——这些在尚立富看来，是西部阳光行动创立的成熟条件：西部教育需要有人去关注，同时尚的名气则具备一定的社会号召力。

    2004年9月23日——王翔至今还清晰地记得这个日子，这一天他从甘肃兰州辞职来到北京并加盟西部阳光行动。

    自此，王翔开始为改变西部教育状况而付诸自己的行动。

    2005年新课程改革在全国全面推行，而西部教育经费投入的欠缺、自然环境的恶劣，导致教师信息闭塞，尤其是复式教师(即一人一校)、代课教师的大量存在，使得这些西部教师成为一个特殊的弱势群体。据此，通过大学生支教项目起家的西部阳光行动，决定在这一年推行西部教师培训项目，王翔为项目负责人。

    

“政府和民间组织，其目标都是为了发展西部教育。”（资料图片）

在得到维奥阳光基金会的资金支持后，王翔和“西部阳光行动”的志愿者们，于当年5月着手筹划该项目。

    该项目的培训对象固定为西部的代课教师、女教师、老教师、优秀青年教师，选出后将其集中到西部的高等师范培训院校，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免费教育教学培训。

    随后，西部阳光跟西北师范大学教师培训学院达成了长期合作协议，由西北师范大学培训学院承担教师培训工作。

    培训对象的挑选方式为官方及民间推荐，民间推荐则多半来自大学生志愿者所接触的老师。每期接受培训的老师为30名，这些从推荐名单中挑选出来的老师来自西部各个省份。

    之后，西部阳光项目组与甘肃省白银市靖远师范学校达成合作意向，由项目组出资，靖远师范学校派出30名实习生，作为“西部阳光行动”志愿者，分赴那些接受集中培训的农村教师所在学校，置换受培训教师，接受为期一个月的教学工作。

    项目组还在当年8月，向甘肃、陕西、宁夏、四川等省的受培训教师发出了《教师培训需求调查表》及《教师培训邀请函》，并将收集到的意见反馈到西北师范大学教师培训学院。

    经过几个月的筹划和准备，当年9月15日，西部阳光的第一期西部教师培训开始了。

    第一期的教师培训中，由于未跟受训教师说清西部阳光的性质，很多教师以为是官方培训，迟到旷课时有发生。

    此次培训虽然达到了一定的效果，但也显露了很多问题，如受训教师水平差异大，学历参差不齐(从初中到高中不等)；受训教师成分复杂，有代课老师、公办老师，还有几个复式教学的老师。这些问题导致受培训老师对培训课程理解程度不同，对所设置的培训课程要求也不同。

    民间与官方的结合

    在每年两期的教师培训过程中，王翔开始注意到甘肃省宕昌县，该县位于陇南地区，境内山高坡陡，沟壑纵横，自然条件严酷，经济社会发育程度低，为国家级贫困县，1998年宕昌县被列为“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项目县。

    宕昌县师资力量薄弱，教师结构复杂、素质较低、数量不足，其中代课教师占整个教师人数的30%。

    在这一现状下，王翔将关注重点放在了宕昌县。

    然而，王翔发现，民间组织在跟乡镇一级基层政府部门打交道时，并非那么顺利，由于外来特殊身份，他很多时候被拒之门外。

    基于这一原因，王翔决定挂职于宕昌县教育局，他跟该县教育部门许诺不占该县公务员编制、不拿工资，目的就是为了便于开展工作，为该县寻找更多的援助。

    经过宕昌县政府的批准，2006年10月，王翔又多了一个官方身份——宕昌县教育局副局长，自此，王翔在宕昌县开展工作方便了许多，“在思考某些问题时，既要有ＮＧＯ的视角，又要考虑政府的难处和想法。”正是有了这一双重身份，王翔对于政府与民间组织的阻隔有了深刻体会，

    2007年初，英国海外志愿服务社欲与西部阳光合作，对宕昌县的特设岗位教师进行培训，而当时，县教育局局长因公出差，王翔找遍了教育局的相关领导，却没人敢对此项目作决定，最后，王翔凭借自己的官方身份，硬是把合作培训事宜定了下来。

    当年下半年，经过王翔的牵线，香港某银行愿意资助宕昌100名代课教师每人1200元钱。

    然而，让宕昌县教育局为难的是，全县有519名代课老师，而该银行只资助100人，且这些资助款又不能平均发放给所有代课老师。

    在此要求下，王翔和宕昌县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一起制订了受资助代课教师的资格标准。

    标准第一条就是“1990年以前执教的”，符合这一条标准的就有200多名。于是，在第一条标准之后，像“获过奖”、“单身”、“残疾”等限制标准相继出来，最终有110名代课老师符合条件，意味着还要去掉10个名额。

    “实际上这很为难，同样都是弱势群体的代课老师，大家都需要援助。”事后，王翔评价，这一资助方式让政府很难办。

    “双方缺乏交流与了解。”谈及政府与民间组织合作，王翔表示，一方面，民间组织对地方具体情况不够了解；另一面，政府对民间组织的行动理念及方式缺乏了解。二者在缺乏深入沟通的情况下，很难顺利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