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３月下旬开始，一场以人事、用工、分配三项制度改革为核心的体制改革，使甘肃人民出版社内部完成了在事业单位基础上向企业化管理、市场化运作的“蜕变”。《读者》出版集团的身影渐行渐近。
变革的焦点集中在体制和产权方面，而最终目的是要打造一个集图书、期刊的内容制作、编辑、出版、发行、印刷于一体的现代出版集团。
业内人士和专家的观点已触及到了《读者》的风格和办刊宗旨，《读者》面临机遇与风险并存的挑战。
巨变前夕
“我很忙，最近有个重大的事情，别的事暂时都顾不上。至于什么事，现在不必问，过段时间大家都会知道。”
８月１９日，《读者》杂志社社长彭长城在电话中婉言拒绝记者的采访要求。
其实，彭不愿意透露的“重大的事情”在兰州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一直盛传着《读者》出版集团即将挂牌的消息。一周前，当地一家都市媒体登出了“《读者》杂志变革已露冰山一角”的新闻报道，文章以“知情者”的口吻说，“《读者》社办期刊的体制束缚、品牌异地开发的困境、原创与策划的挑战、品牌整合以及原动力问题等矛盾已愈发凸显，杂志的发展正遭遇更大的瓶颈”。文章还说，“业内有识之士和文化界的诤友对此早已洞若观火”，《读者》“能否适应市场规律，走集团化道路，将决定改革成败”。
“能够掌握和披露《读者》内情的不会是外人，一些文章明显是《读者》借助媒体发出的试探性的声音。彭长城三缄其口，很有可能是为了制造更大的轰动效应。”一位观察人士发表自己的看法。
采访的过程同样丛生疑窦。８月１６日，记者冒雨来到位于兰州市滨河南路的读者杂志社。出出进进办公楼的工作人员依旧在匆忙的步履中谈笑风生，丝毫看不出有什么“重大的事情”发生，尤其当记者问及是否知道《读者》出版集团即将挂牌之事时，受访者多摇头或干脆回答：“去问头儿吧！这是他们的事。”
但是几个重要的领导已经很难见到。首先是门卫的戒备已森严起来，以往读者可以像家一样出入的门口建有严格的登记制度，对媒体的记者更是“敬而远之”。记者在门外盘桓了两天，费尽周折才于１７日被允许采访主管《读者》的上级单位领导——甘肃人民出版社社长孟臻，见到其办公室刘秘书时又被告知：“孟社长去辽宁出版集团取经去了。
”
对另一位“元老级”人物——胡亚权的采访也是十分不易。在社内问不出他去了哪里，直到１８日下午，记者通过外界才打听到“胡亚权正在国外考察”。考察什么？无从知晓。
在一个不寻常的时段，他们两人的同时出外，跟即将发生的“重大的事情”有无关系？是巧合，还是有意安排？《读者》在媒体面前欲说还休是故弄玄虚，还是秉承其隐忍不宣的常态？在家的只有社长彭长城可以说出谜底，但他拒绝说出什么。
“我们已无话可说，大家的说法也应该按上面的意见来办，否则可能会对这里的人事、工作秩序造成影响。”《读者》综合部主任富康年一语道破天机。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读者》正在酝酿的一些变化与甘肃政界高层及有关部门的直接关注不无关系。有人对此分析，或许正是政府身影的特殊因素，在人们探求的目光里，出版社和《读者》均保持了一种相当的沉默。
变革溯因
１９８１年，一本名为《读者文摘》（后更名为《读者》）的杂志在兰州创刊，其后的２０多年间，这本散发着人文情怀和心灵慰籍的清新读本以一种难能可贵的精神力量不断征服着人们的心灵，发行量不断攀升。到２００５年，月发行量达到９４０万份，直逼千万大关，总发行量也达到了８亿多份，成为我国期刊界名副其实的“中国第一大刊”，被誉为“中国人的心灵读本”。不仅如此，在最近的世界综合期刊排名中，继美国的《读者文摘》、《国家地理》和《时代周刊》之后，《读者》名列第四。
２００３年７月，《读者》开国内期刊之先河，采取分印发行的方式，成功登陆北美。如今，《读者》已行销世界８０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累计发行近百万册。
在这个过程中，“编辑部从来没有把《读者》当做４８页印刷纸去看待而是把她当做一个活生生的人去培养。我们把《读者》人格化努力使她有思想、有追求、有风骨、有情致、有志趣、有格调、有性格、有风韵有自己的喜怒哀乐有自己的幸福家园有自己的自然环境和自己的祖国。她简直就是一位中国公民。”胡亚权在回顾他的办刊经历时曾对媒体说，在这样的心态里，似乎找不到过多的功利色彩。
“就是坚持风格不变，不迎合低俗的东西，《读者》杂志才越办越好。”１６日，《读者》创始人之一、第一任总编张九超说，１９９４年时，杂志的发行量已经达到了４００万份，因为当时是月刊，订户数实际相当于现在的《读者》。
但是因为拒绝保守，因为创新带来的绩效，年仅２５岁的《读者》因此不得不面对命运的重新安排。
业内认为，“革新派”的核心人物之一正是读者杂志社社长彭长城。彭长城，他认为，“好的杂志不仅要有好的主题、好的思想，还要有社会责任感，懂得去关爱整个社会”。基于此观点，要在发行和广告方面建功立业的彭长城一直在不停地寻找着《读者》和时代间的最佳结合点。
２００２年，彭长城策划了“保护母亲河、共建读者林”大型公益活动。活动吸引了众多读者参加，累计达１００万人次，捐款４００多万元，近２万亩新绿绵延黄河两岸。
不久前，由世界品牌实验室和世界经理人周刊主办的世界品牌大会传出消息：甘肃人民出版社《读者》杂志以３３．８２亿元的品牌价值，入选“２００５中国５００个最具价值品牌”排行榜，在４５家入选传媒品牌中位居１６名。
“《读者》的发行量呈几何数字增长，是几代人努力的结果，只不过现在到了收获期。”一位资深观察人士说。
但是，媒体认为，彭长城提出了《读者》在体制方面的问题，在实践中他已经“理清了《读者》的发展脉络——走向集团化的集约经营”。
焦点争辩
某媒体记者综合省地方史志学会会长、《甘肃史话》丛书编委会总编张克复先生，兰州大学长期致力于经济管理学研究的欧阳锦教授，《凤凰周刊》执行总编辑师永刚等甘肃文化界、教育界的名人、专家和学者，以及最先对《读者》品牌开发提出意见的省政协委员车安宁先生等人的意见，概括了七条建言。包括：走出去到异地办刊；做大做强品牌效应；借鉴《新财经》突破产权问题；学习《知音》、《时尚》、《家庭》等改革经营制度等。一言蔽之，就是“以市场导向为原则，以资本关系为纽带，运用《读者》的理念、灵魂、行为方式来贯穿新的业务”，促成“读者出版集团”挂牌。
富康年看到报道后表示惊讶：“这不是我们的意见，这些说法从何而来？”
张九超则对此提出异议。他说：“甘肃人民出版社和北京出版社一样，本身就是一个大的集团。编、印、发及广告都是一体，《读者》成立集团岂不是画蛇添足？”
据介绍，多年来，读者杂志社的“社长”一直由省人民出版社的副总编兼任并审稿。有媒体认为，《读者》脱胎于甘肃人民出版社，属于社办期刊，由出版社统一管理，到目前还不是一级独立的法人单位，没有独立的决策权、财权和人权，实质上只是一个“放大的编辑部”，在发展、规划上受体制束缚。
“你编好你的稿子就行了，有什么体制障碍？”张九超认为，多一层把关，少出些问题，“作为一种精神产品，在经济上可以量化，可以经营，但在政治上你保得了？”
张九超总结了《读者》创办以来的三次重大政治失误后心有余悸地说：“哪一次不是出版社出面将问题平息？出版社不仅影响不了《读者》的发展，相反促进了《读者》的发展。”他认为，对甘肃人民出版社与《读者》的隶属关系要用辩证和历史的眼光分析，关键在于疏导和完善，未必非要“大变脸”。
但是，激进的言论越来越占据主流，３月下旬开始，一场以人事、用工、分配三项制度改革为核心的体制改革，使甘肃人民出版社内部完成了在事业单位基础上向企业化管理、市场化运作的“蜕变”，使得《读者》出版集团的身影逐渐明晰。
媒体认为，《读者》已经在“谨慎地绸缪自己的未来，而一些体制性障碍正以渐进的方式得以扫除”。
势在必行
关于《读者》的未来走向，显然已超出民间议论范围，而进入了甘肃省高层的视野与思考范围。
２００４年春，在甘肃省出版改革工作会议上，时任省委宣传部部长的陈宝生就提出了“《读者》的改革不改不行，慢改不行，小改不行，要大改”的要求。而在此前后，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石宗源署长、甘肃省委书记苏荣、副书记马西林及其他各级政要，均数次到《读者》杂志社调研。这都使《读者》的改革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
全国政协常委、甘肃省政协副主席周宜兴曾提出，完全可以将《读者》从其所属的行政事业单位分离出来，进行产业化改造。他尖锐地指出，这本杂志最大的问题就是相关部门没有把她作为一个市场主体去对待，没有按市场规律去办事，还习惯于用行政管理的手段管理一个文化品牌，把她当做一个金娃娃，为她圈了一个不大的围墙，惟恐别人拿了去，在合作中让别人沾了光。
“我们将来存在与否，要由市场决定，因此必须增强活力，壮大实力，提高竞争力，必须在经营思路、工作理念、方式方法上进行彻底的改变，早改比晚改好，大改比小改好。” ８月初，甘肃人民出版社社长孟臻也发表看法。
“这说明，出版社与《读者》高层之间就组建集团一事已基本达成了共识。”一位资深人士分析。
此时，一些当地媒体也不失时机地起来号召：“目前‘读者出版集团’离挂牌只有一步之遥，我们要促成这一步！”
也许正是《读者》的辉煌和带有传奇般的内敛做法，让其开始筹谋以后的路该如何走。不管是投石问路，还是立意高远的一次改革尝试，种种迹象均表明，挂牌之事已经是秘而不宣，箭在弦上，仅仅是时间问题而已。（记者 温新旭 何 涛）
【新闻人物】彭长城其人
１９８２年兰州大学历史系毕业，分配到《读者文摘》杂志社（《读者》的前身）做编辑。
１９８６年７月，彭长城担任《读者文摘》副主编。尝试着让《读者》从平民视角介绍一些伟人人格精神层面与众不同的东西，发表一些领导人作为普通人一面的文章，让人们穿过政治的光环，从更深层次的人性意义上去重新认识伟人的一生。
１９９３年７月，亲历《读者文摘》受到美国《读者文摘》的压力被迫更名。
１９９４年，彭长城脱离编辑工作，开始负责《读者》的经营，包括广告、发行，还有印务及其它开拓性事务。１９９４年收入１１０万，１９９５年２００万，到２００１年，广告收入已接近２０００万。
２００１年４月，彭长城受命担任《读者》主编。
| 
打印本稿
查看评论
推荐给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