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

    赵 旭

　 摘 要：冯玉雷耗时八年精心创造的小说《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几乎完全打破了纯写实的小说模式，冲破传统和自我，运用多重思维方式——尤其是神话思维，进入到一个新的艺术领域中自由驰骋，以现代技法和浪漫主义文笔，天马行空，纵横捭阖，表现出一个成熟作家的奔放和洒脱。他那独特的艺术语言不仅讲究精练和肉体可感性，同时还讲究声调、色彩的综合美；不仅有内心独白、自由联想、时空交错，而且把不同场景或层次连接、组合成一个如梦如幻的理想世界。小说中寄托他理想、追求的人物无不被这种语言赋予灵动的生命。语言的生命背景、文化背景、情感背景，都依据于从甘肃到新疆、从青海到西藏，整个六千大地或者更远的广阔地区。冯玉雷从纷繁的生活里抓住本质，使作品显出自己独有的魅力，他没有像大多数作家那样只停留在“激愤批判”的层面上，却将温暖阳光照射到作品中的宏观意象和微观元素，对现实生存进行了精神超越，这些意象和元素都具备了神性。于是，整部作品都充满了光明而崇高的神性，这是文学的终极价值所归。

　　关键词：多重思维方式 理想世界 精神超越 神性

    人们对冯玉雷这个在甘肃大地上默默耕耘的青年作家并不十分了解，但是，随着他一部部重量级作品的发表和出版，大家开始对他的实力刮目相看了。特别是2006年，他历时八年创作的小说《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由作家出版社隆重推出，在文坛上引发了一次小小的地震。也许是巧合，就在去年，德国汉学家顾彬断定“中国当代文学都是垃圾”，时隔不久，叶匡政又在网上声称“中国文学已经死亡了”，并且指出十大死亡症状等等。为什么有着几千年持续发展文明传统的中国在文学进入市场后，其精神就变得复杂起来？七八年前大家谈论的一些梦想，似乎在一夜之间遍地开花，但没有结出人们期待中的丰硕成果。为什么中国出不了托尔斯泰、卡夫卡这样的伟大作家？为什么没有鲁迅、胡适这样的大言论家？为什么总是难以出现触及人类灵魂的真正杰出的伟大作品？著名评论家雷达先生在上海作家创作班上发表题为《新世纪文学的精神生态》的演讲时认为，生命写作、灵魂写作、孤独写作、独创性写作的缺失导致了文学精神生态的巨大危机，而具有“深度”、“本质”和原创性的征服性写作罕见，这导致创新精神的失落。不过，好在这种“创新精神的失落”并不是作家群体的集体行为，也有不少作家在默默地进行着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探索。

    冯玉雷就是这样一位不为人所瞩目的辛勤耕耘者，他的创作状态及创造成果是对顾彬的最好回应。雷达先生在为《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写的序言中谈到：“……这样奇异的文本尚不多见。我甚至一时不知道该怎样评价这部标明为‘小说’的复杂文本，姑且以‘文化小说’名之。必须承认，它为我带来了强烈的知觉冲击和浩阔的阅读感受，包括大量关于敦煌和西域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历史疑案，科学知识。我相信读到这本书的人，也会和我一样，为它的历史意象的丰富，斑斓，多元，神奇和无极的寥廓感而发出赞叹。”

   我觉得，雷达先生所谓的“奇异”和“复杂”，是指冯玉雷的小说文本超越了“今天逢迎读者和消解读者的如凶杀、暴力、色情文学，不负责任的网络写作、地摊写作甚至堂而皇之的‘成人写作’，以及由出版社策划、从市场找热点、多名枪手共同协作的‘新三结合’等写作现象。”

   　一般情况下，我对“奇异”的文本心存戒备心理，因为大多数作品的“奇异”元素都营养不良，经不起阅读。可是，当我拿到沉甸甸的《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时，产生了一种莫名的神圣感。

    这部小说读起来颇为费力，原因有二：其一，我的故乡虽然也在西部，但是，对敦煌文化的历史知识并不十分了解；其二，现代作家大多把读者看成是上帝，媚俗迎合，失去自我，而这部小说则呈现出一种卓然不群的姿态，不断地为读者提供意想不到的新东西，令人惊奇；其三，冯玉雷把时空坐标定位在十九世纪末叶和二十世纪初叶发生在中亚腹地的人文地理大发现，他笔下的人物语言、整体结构、形象塑造、文化思考等等，在现实、神话及梦想之间自由穿梭，各种文化意象扑面而来，令人目不暇接。

   开始，我几乎读不下去。可是，当我把稿件搁置几天后，小说中的人和事又再三往脑子里钻，那些艺术元素明明白白地展示着一种独特的运动轨迹和规则，于是，又抽空来阅读。慢慢地，我进入了冯玉雷耗时八年精心创造的小说世界。我惊喜地发现，这是一部需要打开心灵、平心静气地阅读的大书，他没有简单地将那些西方探险家定性为窃掠者，而是以冷静、客观的态度，科学、探索的精神写了这些人对敦煌文化的痴迷和崇拜，对中国西部瑰丽山川的情思与向往，也写出了他们更为人性的一面，而在艺术手法上，他几乎完全打破了纯写实的小说模式，冲破传统和自我，运用多重思维方式——尤其是神话思维，进入到一个新的艺术领域中自由驰骋，以现代技法和浪漫主义文笔，天马行空，纵横捭阖，表现出一个成熟作家的奔放和洒脱。

    他那独特的艺术语言不仅讲究精练和肉体可感性，同时还讲究声调、色彩的综合美；不仅有内心独白、自由联想、时空交错，而且把不同场景或层次连接、组合成一个如梦如幻的理想世界。小说中寄托他理想、追求的人物无不被这种语言赋予灵动的生命。语言的生命背景、文化背景、情感背景，都依据于从甘肃到新疆、从青海到西藏，整个六千大地或者更远的广阔地区。在由他的语言和意象构成的艺术世界中，人的灵气与大地的灵气并生，而各种高度符号化的小说元素酝酿成了一种强大的包容力，并且转化为作家的意志和生命，弥漫在字里行间。作品中虽然也有恩仇战争、勾心斗角，但是，最大限度地呈现给读者的，是博爱和人文关怀。有了这个基点，作者在叙述时就可以不拘一格，挥洒自如。例如，小说中有这样几段：“……孩子顺利出生，可是，没奶吃。小娘子要求丈夫用新米熬汤，催奶。米汤说我无能为力。孩子饿得大哭，小哭，无声地哭，抽象地哭。丈夫六神无主，责怪她：你是女人吗？生下娃娃怎么没有乳汁？小娘子说我又不是月牙泉我怎么知道？”“……大英雄走到敦煌绿洲边缘，终于按捺不住内心的愤怒，他掉转马头，向匈奴骑兵冲去。匈奴人正遵从匈奴王的命令坚持不懈地填埋地乳。他们杀得昏天暗地，最后，大英雄精疲力竭，他不想被匈奴骑兵撕裂自己伟岸的身躯，他骋望三危山，纵马跳下鸣沙悬崖。匈奴骑兵崇拜这种英雄行为，想对大英雄的死亡表示敬意——忽然，悬崖里伸出无数只巨手，在大英雄即将落地时接住，然后拉进石崖。这一组奇异动作瞬间完成，如同优美的魔术……”在他的叙述中，“米汤”竟然也开口说话，并且参与到人类的思维活动中，同时，小娘子委屈地说“我又不是月牙泉我怎么知道？”，言下之意，她没有月牙泉的灵气和神性，所以，在作家的心目中，人不是以自我为中心，他把所有的自然、人文元素都看成是有灵魂有思想的存在物，特别是，当大英雄表现英雄主义没有成功，纵马跳下鸣沙悬崖，悬崖里却伸出无数只巨手，将他接住并且拉进石崖，保护起来。这是非常精彩的一段叙述，也最能代表《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艺术的“奇异”性，而在整部小说中，这样的“奇异”性无处不在，长江及黄河源、罗布泊、青海湖、尼雅古城、楼兰国等现实存在和夸父、西王母、大英雄、月牙、乐僔、茄丰、正统十一、罗布奶娘、蒲昌、荣赫鹏、普尔热、梵歌、斯坦因、斯文?赫定、伯希和、河口、奥得、潘震、杨恕昌、王圆箓、蒋孝琬、阿克亨、唐古特、香音、马荣贵、乌苏、辜鸿铭等神话、历史、传说人物都不再是一个概念化的形象，而是有血有肉的文化符号，它们共同演绎博爱，慈悲，包容。所以，就没有必要按照传统小说的要求来追究这些符号的来龙去脉，正如同品味葡萄酒的味道没有必要考察葡萄一样。

    所以，《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的“奇异”令我惊讶，而更多的则是欣喜：终于，甘于寂寞、敢于冒险的冯玉雷在新文学探索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

    新时期以来，文学创新问题一直是作家、评论家论争的焦点。西北政法学院副教授李清霞在评论文章《博大：源于对存在的敬畏》中说：“在个人化写作、欲望化写作日益流行的今天，文学正在走向边缘化、新闻化、世俗化、市场化，作家们对个体生存状态和当代城市生活倾注了巨大的热情，对存在本身的关注和挖掘因其耗时费力而较少为作者们所关注。现在的文学越来越满足于讲故事，停留在生活的表面，中国当代文学已经进入了机械复制的时代，世纪之交还出现了小说消亡的论断，难道文学真的只能走向“微缩”、“深奥”，“先锋”、“荒诞”和“下意识”、“下半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