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认识冯玉雷之前，读过他的两部中篇小说：《陡城》和《野糜川》。我印象比较深刻，当时以为作者饱经沧桑，年龄一定在４０岁以上。后来见面，才知道他才２０出头，刚刚大学毕业。如此年轻，怎么对现实生活的审视如此深刻？是什么给了他独特的文化视角？此后，我比较关注冯玉雷的写作状态。
冯玉雷是那种安安静静、脚踏实地进行耕耘的写作者，所以，给人的感觉总是处于边缘状态，往往容易让一般读者忽视。但这似乎并不影响他真正意义上的创作。他悄没声息，坚持不懈，短短１０年时间，发表了不少小说、散文，并且出版了长篇小说《肚皮鼓》和《敦煌百年祭》。最近，他的另一部反映西部精神文化的长篇小说《灵光》（６４万字）已经杀青。作为一个业余创作的青年作家，能够在工作之外有这样丰厚的成果，而且艺术质量日臻完美，实属难能可贵！
综观冯玉雷的中短篇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肚皮鼓》，有一个显著的特色，那就是借神话原型的意蕴对西部文化生态及理想进行挖掘与探索。冯玉雷对神话语境达到痴迷的程度，他甚至把《肚皮鼓》处理成神话传奇，将艺术触角深深地扎根在古典神话的肥沃土壤之中，于是，其心灵空间得以自由扩展；或者说，通过他神话般的经营建构，给现实生活以古怪神奇的魔幻色彩。他那近似荒诞的故事与质朴无华的文字，构成内蕴丰富而朴素的小说艺术世界。在叙事中，他显得少年老成，将语言恢复到最初的朴真，充分利用语言本身的原始冲击力。为增强神话叙事在时间上的悠远沧桑，他又冷静地以局外人的视点来介入故事，把大背景推到亘古洪荒，凡此种种都是为了能在叙述时持一种宽绰从容的审视态度和不露声色的艺术表现。
在中篇小说《陡城》和《野糜川》中，神话意向的创造也是较为成功的。可以说，这是冯玉雷创作时从现实生活到小说艺术转化的一种独特方式。考察他笔下的人物形象，无一不是植根在神话原型的土壤中，每一个人物和故事均可追溯到古老意象的营养之下。他的创造，他的“拟神话”，正是试图用一种恰当的方式表达他对人性价值的关怀和体恤。
现在寓居比利时的评论家姜宁写过一篇评论冯玉雷小说的文章，文章说：“……陇上的高山厚土给了他阅世的最初视界，目驰所及和所不及的一切拘囿着、开启着他的写作视界。多年以后，当他拿起笔试图解读人生在世的种种优裕和困窘状况时，他倾向于让笔游走于神话与现实之间，让故事筑基于荒凉而又封闭的半人文生态上，让形象和形象簇丛生蔓延于神话矿脉的富矿区。总之，他喜欢以笔底的荒凉来折射心头的繁华……”事实上，从《陡城》、《野糜川》、《肚皮鼓》、《敦煌百年祭》到他刚刚完成初稿的长篇小说《灵光》，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冯玉雷的视角逐渐从微观走向宏观，从神话回到现实。在《陡城》、《野糜川》一类小说中，故事发生的背景都游离在现实与神话之中，与其说那些人物活动的空间取材于西部某地，不如说这是冯玉雷苦心经营的一个文化实验田。他尽可能将背景推远，将语言纯化，尽可能地使形而上的精神内涵无限张扬，以期望达到最强烈的审美效果。《陡城》的淳朴，《野糜川》的凄凉，《饥饿》的悲剧，都让人欲哭无泪，回味无穷。新近发表的《饥饿》是短篇小说，时间跨度长达几十年，故事高度概括，语言极其洗练，但其内涵的丰富与深刻完全可以衍生成一部回肠荡气的长篇小说。冯玉雷在处理这类题材时显示出从容不迫的气度、深厚的学养和轻松自如的驾驭能力：他大刀阔斧，删繁就简，只留下疏落有致的枝干横呈秋空，简洁明了，如同一幅优美动人的写意画。从获得甘肃省政府第三届敦煌文艺奖的长篇小说《敦煌百年祭》开始，冯玉雷显然回到了现实———不过，他不是写实主义的那种近乎原生态的生活现实，而是文化生态的现实。
小说虽然取材于莫高窟道士王圆发现藏经洞的过程及西方探险家盗宝史实，但他没有停留在历史事件的表面上，而是匠心独具，经过艺术处理，赋予了更多的、更深远的意蕴，从而使这一独特的文化事件从历史长河中脱颖而出，有了新的艺术内涵，也就有了更加广泛的社会意义。今秋，他历时５年多精心打造的长篇小说《灵光》完稿了。小说选择中国近代西部文化探险史中重要的历史事件为表现题材，我粗阅一遍，感觉到，冯玉雷把这些史实放置到整个世界的大环境中进行考察，相比《敦煌百年祭》，有了新的、比较大的突破，境界也更宏大、更开阔，对西部文化的审视又有了新的拓展，这是很喜人的！
冯玉雷现在就职于西北师范大学，主要工作是教书育人。从一个业余作家的角度来看，我觉得他像一位西部文化的忠诚守望者：因为更多地关注着文化本身，却忽略了自己的生存状态。他活得实实在在，不愠不火，宁静而沉着地进行自己艺术世界的探索，精神所及，使古城、古关，甚至千年的戈壁都流淌出滚烫的血液，赤诚如此，执著如此，还有什么东风唤不回的？就是说，作为一个有使命感、有人文理想的青年作家就最大限度地回归到了写作的精神生存之中。也许，这才是作家存在的最好方式：自己远离人群，精神守望文化。(赵燕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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