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1993年春天故去的，去世那年他才64岁。在这八年多的日日夜夜里，只要想到父亲或多或少是因为我做儿子的失责去世的，我就会眼热鼻酸，潸然泪下。
我生在河南一个贫困的小山村里。由于生不逢时，自我懂事起就觉得我们家一天到晚都为吃饭穿衣住房发愁。吃差穿烂自不必说，就是那间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需用盆盆罐罐接雨的茅草房，伴着我度过了童年和青少年时代。
在这样的情景下，我看到父亲如一头不知疲倦的老牛，整日劳作在田间地头及各种能挣钱的地方，为我们兄弟姐妹几个能长大成人而苦苦地忙碌着、挣扎着。什么脏活累活险活父亲都干过，其中最危险最繁重的活莫过于下煤窑了，因为父亲是临时工，所以最危险最难干的活只有父亲这样的临时工别无选择地干了。在那不到1米高，上下都是无法估量有多厚的石板夹的煤层中，父亲匍匐几百米甚至上千米把一小筐一小筐的煤一小步一小步地拉倒在煤巷的矿车上。绳套把父亲的双肩勒出了血，可为了那一天能挣上几毛或一两块钱，为了能用这些钱买些玉米、红薯干儿之类价格便宜的食物抚养我们，父亲没有因流血流汗和随时会遇到的塌方或瓦斯爆炸而退缩。
记得在1976年夏天放假时，已上高中二年级的我去煤矿上找父亲。当然在此之前我是没有体验到采煤的艰辛和危险的，还觉得那是吃得好又晒不着，出不了多少力又能挣钱的轻松活。我说想利用假期挣点钱，要求跟父亲下煤窑挖煤，父亲开始坚决不同意，说这活太危险也太累，一般人扛不住。我不相信，认为父亲在吓唬我。在我的死缠硬磨之下，父亲才同意让我试试，从我领矿灯到走进采煤地点，父亲都像大象呵护幼儿一样让我跟在他后头，生怕我走失或掉到暗洞里。跟着父亲在那不到1米高、上下都是石板的夹缝中匍匐行进，昏暗和呼吸困难，使我第一次感到人如蚂蚁一样渺小和无奈，生命和秋叶一样脆弱和轻飘。我觉得那厚厚的石板随时会砸下来把我挤成肉饼。才拉了两趟，我的肩、膝盖、肘部都磨出了血。父亲说什么都不让我再拉了，让我在能直起腰的巷道里休息。我在一边怔怔地看着父亲像蜗牛一样一趟又一趟地拉着煤在地上爬行，连劝父亲休息一会儿的话都没有说，觉得这是父亲应该干的活，我就应该享用父亲的付出。第二天，我说什么都不愿再下矿井了，就撒谎说病了，我知道父亲一定能看得出我是在撒谎，但他什么都没说，还给我买了烧饼和面条。而烧饼和面条在那时是我们家最好的食物了，父亲平时是舍不得吃的，红薯面窝头就白开水是他的家常便饭。
第三天一大早，我就带着父亲买的20多斤玉米面、30多斤红薯面、三个烧饼和5元钱像逃避死神一样匆匆离开了煤矿。在离开煤矿时，我没有劝父亲不要再挖煤了，甚至没有劝父亲休息几天，而是毫无怜悯之心地将危险和流血流汗留给了父亲。而那时我已是个壮小伙了，怎么就不能与父亲同甘苦、共患难呢？一直到1976年冬天煤矿发了大水无法再挖煤了，父亲才无可奈何地又回到家里继续种地。那次煤矿发大水淹死了20多人，父亲跑得快，死里逃生了。过后父亲说他边跑边想他不能死，他死了，谁来养活我们兄弟姐妹呢？所以他就与煤层中涌出的水龙赛跑。他刚刚站进笼罐里，洪水就涌到了他的脚下。当然在此之前，煤矿里多次发生瓦斯爆炸，都不是父亲的班，父亲一次次地逃过了劫难。
也就是说，在那苦难的岁月里，我们兄弟姐妹之所以没有被饿死冻死，是父亲冒着生命的危险在为我们支撑。
后来我参军来到昆明，之后又入了党，提了干，在昆明成了家，有了女儿。有了女儿的我才真正体会到父母的无私，心里觉得愧对我的父母。在我的多次要求下，1990年冬天父亲才从河南来到昆明。
父亲才到昆明几天，我和妻想方设法给他弄好的吃，可他都是吃不香睡不好，开始我们以为是高原反应，就没有放在心上，所以该上班还是正常上班，把父亲孤零零一个人甩在家里。父亲在农村忙惯了，突然成天无所事事地休息他很不习惯，于是整日闷闷不乐，唉声叹气的。他一天到晚挂念着家里的地没人种，欠收了没法吃饭；唠叨着我母亲的身体不好，一天到晚喊头晕头疼，需要人照顾；惦记着我哥哥家的孩子没人带……惟独不讲他已在默默地承受着病痛的折磨。
我说："那些地可以让哥哥弟弟他们先照料着，写个信让母亲来昆明，带孙子的事你就先不要操心了。"
母亲始终没有来昆明，而父亲却病倒了。有好几天父亲总说肝部疼，我没在意，还是照样上班、出差。一天，父亲疼得实在受不住了，脸也浮肿起来，我才请假带父亲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是肝腹水，拖的时间太长了，怎么不早点来看呢？现在有些难治，需要住院，多准备点钱吧。"父亲不愿意住院，说没那么严重，不必花那么多冤枉钱。
从医院回来第二天父亲就要求回老家，我也就没挽留。我认为自己承担不了那么大的经济负担；万一再给我、妻和女儿传染上肝炎怎么办呢？所以我给了父亲500元钱，就像丢掉一个包袱一样把父亲送上了昆明至老家的62次列车。在父亲走后的那些日子里，我时常问自己：如果我得了肝腹水，父亲会不会倾家荡产为我治病？会不会怕染上肝炎？会不会像送包袱一样把我送走？
父亲回去后来了信，说他回到老家后没几天病就好了，现在能吃能喝能睡了。我当时感到一阵精神上的轻松，心想或许是医院检查错了，父亲压根儿就没什么病；或许是父亲不服昆明的水土，才会这痛那痒的；或许只是一点小毛病，挺过几天就好了。一直到1993年春天的一天，还在外地出差的我收到妻打来的电话说收到了家里电报，父亲病故了，我握着话筒愣了半天，才哇地一声大哭起来。
事后我才知道，是肝癌夺去了父亲的生命。父亲说他回到老家病就好了是在安慰我，怕我分心影响工作，也怕我寄钱回去加重我的经济负担。我反复质问自己：如果我坚决挽留父亲在昆明的大医院住下来彻底治疗，父亲的病能转化成肝癌吗？如果给父亲寄些钱回去，让父亲在老家生活得好一点，能够打针吃药，父亲能去世得这么快吗？在那生我养我的偏僻小山村，父亲是怎样忍着病痛走完苦难生命的最后历程啊……
父亲故去八年多了，在这3000多个日日夜夜里，冥冥之中，我的眼前时常浮现我孩提时，父亲爱怜地抚摸着我瘦削的脸，把一点点好吃的东西喂到我嘴里的画面；时常呈现出父亲在低矮的煤窑里，像蜗牛一样匍匐着拉煤的样子；时常看到父亲忍着病痛挥锄劳作在田间地头；时常看到父亲站在村口呼唤着我……这时我就想去父亲的坟墓上添一把新土，跪在父亲的坟墓前乞求父亲原谅我的懦弱和自私。
我那备受苦难折磨的父亲，你能宽恕你的不孝的儿子吗？
编辑：姜伟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