娄蕙兰

    在中国恢复高考30年的今天，重新审视大学，两个结论总是如影随形：第一，大学为中国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第二，中国大学面临必须改革的任务。

    30年来中国大学的改革并没有停止过，扩招、院校合并、招生制度等等。但是，这些改革并没有减少人们对于中国大学的负面评价，究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些改革并没有触及中国大学的根本问题。

    中国大学的根本问题是：大学精神的迷失，教育功能的异化。

    所谓大学精神，就是大学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约束大学行为的价值和规范体系，以及体现这种价值和规范体系的独特气质。

    前人已经从中国

    传统文化以及西方大学中，寻找到了大学的基本精神所在，诸如兼容并包、厚德载物、允公允能等等。现在，人们普遍认同的现代大学精神包括四块基石：自由独立精神，人文精神，科学精神和批评精神。

    中国曾经在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造就了大学精神的辉煌。今天很多人感慨，那是中国大学“最好的时候”。

    中国的大学，何以在几十年的时间里，让自己的精神萎靡？

    其一在于大学和政治之间没有保持良好的边际距离，因而形成一套官本位思想。

    反观中国历史，每次政治运动，大学无论主动或者被动，总是活跃成分之一。大学不但无法保持与政治的一定距离，而且深陷其中不能自拔。久而久之，其自由的精神，其独立的精神，就要仰仗政治体制或者意识形态来安排。

    其二，大学深深卷入经济的功利主义逻辑，功用主义迅速膨胀。

    新中国成立后，专业技能型人才奇缺。从那时起，中国大学无论从学科设置、专业安排还是招生制度，都以实用为前提条件。最近三十年，在市场经济的导向下，这种实用主义盛而不衰。向钱看成为大学的核心价值观，高楼大厦的多寡、校办公司的盈亏、学生的就业率等等，成为评价大学好坏的“潜规则”和社会暗示。

    作为大学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教授学者们也功利思想膨胀，有些教师甚至以抄袭这种为人不齿的行为，来成就自己的功名。学生们则以工作为学习动力，硕士学位成为找到更好工作的台阶，令研究生教育走向异端。

    大学精神的迷失、功利主义的膨胀，是当今中国大学面临的最大困境,也导致大学教育功能严重异化：学术研究和专业教育界限不清。中国大学欲寻求新的出路，或者回归到大学的本义，最为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在国家和大学两个层面，为大学的改革和发展做出制度性安排。

    在国家层面，应主动寻求大学与政治或者意识形态的安全距离，并从国家这个更高的层面上把大学定位为国家发展的基础，而非经济发展的支撑点。国家除在经济等教育资源的配置上鼎立支持大学外，应给予大学更多的独立和自由。

    大学则应寻求自己的定位，树立应有的大学精神。当务之急，则是针对职业人才教育和研究人才教育，制定出合理的内部制度。

    某些高校对于教授的考核，分作科研积分和教课积分，分数不够，就要降级。这种类似人民公社时代对于农民的管理，不利于教授们发挥所长。这也是大学中职业教育和研究教育趋同的外在表现。

    而学生们把考取硕士和博士，作为寻找更好工作的路径，也是大学职业教育和研究教育功能趋同的结果。

    中国大学欲重新塑造自己的形象，不能单纯等待外部力量的推动，应从现在开始，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沿着大学精神的指引，做出历史性的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