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的墙——《围城》解读
文 / 木-易
《围城》是钱钟书先生在他的文学创作生涯中第一部也是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于1944年动笔，1946年完成。但仅就这一部小说，也影响巨大。整个40年代，钱钟书的文学创作全面展开，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散文都有很高的成就，并且作品风格自成一路。说到《围城》的创作，钱钟书的夫人杨绛说:
“这本书是‘锱铢积累’写成的，我是‘锱铢积累’读完的。每天晚上他把写成的稿子给我看，急切地瞧我怎么反映。我笑，他也笑，我大笑，他也大笑，因为笑的不仅是书上的事，还有书外的事，我不用说明笑什么，反正彼此心照不宣。然后，他就告诉我下一段打算写什么，我就急切地等着看他怎么写。他平均每天写五百字左右，他给我看的是定稿，不再改动”。1946年2月，《围城》开始在《文艺复兴》上连载，在上海很快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而得以在解放前就一版再版。
《围城》虽然自解放后沉寂了一段时间，但80年代以来，《围城》以一种文学再现的形式很快就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形成了一股《围城》热。人们对《围城》的认识也更加全面和深入，从多方面、多角度、多层面对《围城》展开了探讨、研究。本文通过对《围城》题旨的解读，对主人公方鸿渐人生历程的梳理，从人物刻画、思想表现、心理描写、艺术再现等角度出发，并就《围城》对当时时代背景的表现力等的探讨，给予《围城》一定的理解、探究、解析，从而达到对《围城》有一个更清醒的认识的效果。
一、从《围城》题旨体现的内涵看《围城》
《围城》自80年代以来，由于对它的文学再现，对它的评说也就越来越多，而仅就围城>>的题旨所体现的意义，以及《围城》这一题旨所要说出《围城》所隐含的信息等，都是一个评论的焦点。
《围城》的题旨,作者在内容中给了我们这样的提示:
“慎明道:‘……他引一句中国古话，说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飞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
“苏小姐道:‘法国也有这么一句话，不过，不是说鸟笼，说是被围困在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方鸿渐说道:‘我还记得那一次楮慎明还是苏小姐讲的什么围城。我近来对人生万事,都有这个感想。’”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围城》题旨指的应该是男女婚姻关系的迷茫与困惑。就方鸿渐来说，首先是在回国船上与鲍小姐的追求与引诱，回到上海纠缠在苏小姐的追求与对唐小姐的追求里，但得到的都是“失望”的结果，在被苏小姐设计陷害后，来到三路大学，却又落入孙柔嘉设下的圈套，与其共进“围城”。而后的“吵吵闹闹”也似乎是围绕着“婚姻”这个“围城”而展开的。
但是，如果我们仅仅围绕着“婚姻”来解读《围城》的主旨，那未免过于浅俗了。仔细研读、琢磨《围城》，我们会发现“婚姻”的“围城”并非《围城》的最终目的与终极内涵。作者通过这一现象向我们展示的应该是更为深刻的人生意蕴和社会内涵，以及当时中国社会芸芸众生找不到出路的人生处境。让人就此给予深刻的思考。
作者在《围城》序言中说：“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我没有忘记他们是人类，凡是人类，凡是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人性。”
所以，作者以“知识分子”，这一当时社会最具代表性的群体，写出他们的庸俗、无奈、虚荣、悲苦、迷茫以及存在他们身上的劣根性。并以此写写整个社会及人类。
方鸿渐出生在有着深刻封建思想、旧传统的旧式家庭，这种气息无疑影响了方鸿渐这样一类人。虽然他们到过西方，受到过西式教育，但仍无法摆脱旧式气息根深蒂固的影响，从而表现出来的只能是他们的悲剧性与弱点。他们无法突破或者说不知怎么突破这一“围城”。
在三闾大学中，各形各色的人物展示各种荒诞可笑的行为。校长、教授、政要，一些说不清道不明暗地里的勾心斗角，写出了人性的愚懦与悲哀、人类灵魂中恶劣的一面。
作者作为学贯中西的学者，对中西文化的深刻认识也体现在《围城》里。近代中国，西学潮涌般涌进中国。《围城》中，西学的影响无处不在，“中体西用”、“中西合壁”成为风潮。如“欧亚大旅社”；张先生夫妇深知“中体西用”之道，张家择婿要“中西合壁”、要“富商的儿子”兼“留学生”，方鸿渐恰好符合条件，于是看上了；三闾大学的教授们也大谈“西学”、“中西合用”。作者对这些人的“崇洋媚外”或“崇洋迷外”的心理、言行进行了无情的讽刺和抨击。
所有的这一切，无不在“围城”这一题旨下进行。正如有人说的，中国毕竟是一座古老而根深蒂固的“围城”，数千年的文化积淀，欧风美雨也仅是“荷叶上泻过的水”。由此，作者对中西文化的交流、融合的矛盾而艰难的处境以及人类对异己文化的拒斥、难能沟通的思考，通过《围城》含有令人警醒的深意。
二、通过对主人公方鸿渐的人生历程的梳理浅析《围城》
《围城》中的主人公方鸿渐是一个不学无术、性格有点善良、有点小聪明跟浪荡气的懦夫。上大学时就由父母包办婚姻，他既不情愿，又不敢反抗，幸而这女子“不知趣”地死去，他却糊涂地得到女孩的父亲点金银行周老板的资助而出国留学。然而在国外并无专长，游荡各地，没学到一点实际的东西，最后从爱尔兰人手中骗到一张博士文凭（这一点倒显示了他的“聪明”），在回国途中与鲍小姐调情却得到一个“失望”的结果。回国后，他在家庭、社会处处碰壁，使他领略到世态的冷酷，从十里洋场到三闾大学，险恶的处境、恶劣的人际关系都教训和打击他，而跑回上海又毫无出路。就如关在铁笼中的野兽，拼命地挣扎。最后想到重庆去，然而重庆又未必不是另一个“围城”。
《围城》以方鸿渐这个时时处于精神危机中的现代知识分子的人生历程为线索，广泛地触及三四十年代的社会和众生相，尖锐地揭露和讽刺、抨击当时种种社会弊端和人生病态，并着力探讨人生的基本根性和人际间的基本关系、人的基本处境和人生的基本意义，并就这些问题作出了形象而富有哲理的阐释。在20世纪中国现代作家中，“唯有钱钟书的《围城》对于现代化途中的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对立与冲突、文化价值的混乱与尴尬，予以深切的关注与深广的表现”。
在这样一种范围下，“展示了传统对于现代中国自我围困的主题”。
而在个人层面上，它展示了在社会动荡下的知识分子，这个群体的“一无可进的进口，一无可去的去处”的绝境。所以作者写出的主人公方鸿渐的人生历程，也可以说是一种寻觅理想、寻求突破的精神追求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方鸿渐以充满希望的追求开始，然后却在幻灭中结束。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要想突破“围城”也不是一下子的事。
在这个循环往复的过程中，方鸿渐自己也感叹：“他们讲什么围城，我近来对人生万事都有这种感想。”纵观整部《围城》也可见作者对此的深刻思考。在方鸿渐的人生历程中，作者给我们揭示了在当时的社会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果只把自己关在个人生活的小圈子是不会有出路的，只有投身到伟大的时代洪流中去，把个人的命运和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结合在一起，才有宽广的前途”。
三、从“人物刻画、思想表现、心理描写、艺术再现”等角度出发看《围城》
《围城》被誉为“中国现代杰出的讽刺小说”；一部“形象哲学”；新的“儒林外史”。这部作品在人物刻画、思想表现、心理描写、艺术再现等方面给中国现代小说带来了新的内容和新的风格。
从作品中可以看出，《围城》对近代中国新型知识分子进行了尽情的刻画和无情的批判。大学校长高松年、训导长李梅亭、教授韩学愈，以及汪厚处、陆子萧，还有老姑娘范懿、女洋博士苏小姐等，都是些不学无术、口是心非、阴险狡诈，虽满口仁义道德，实则满腹男盗女娼的卑鄙龌龊的形象。一些在政界落水，却又混进学界以权谋私、自私自利的人物，在《围城》里尽显无疑。这一大群人，有的接受过西方高等教育，却也如同老学究一样在围城中不知所措、消磨人生。作者对他们出神入化的描写，真是入木三分。作品通过他们，对中国西式化了的知识分子，“从文化的中、西，现代、传统的多层背景上，从哲学与思想的多重角度作了精心审视”。
从而使作品真正达到了一个思想批判的高度。
《围城》是钱钟书文学创作方面的代表作。不管哪一位文学史家或评论家，提到《围城》或者说到钱钟书的作品，都会提到作者在艺术上的成功。《围城》在讽刺中带着悲剧性同时又具有浓郁的喜剧色彩。幽默、俏皮的语言，具有很强的讽刺性，让人大笑之余陷入沉思。在叙述语言上的自成特色，也是吸引读者的地方。以及心理描写的成功，如方鸿渐试探韩学愈的“克来登”与自己的是不是一样时，对韩学愈老成得对自己撒弥天大谎而泰然自若的描写。这种高超的讽刺手法以及大量的异想天开却不落俗套的比喻，如描写鲍小姐引出“真理是赤裸裸的”等（有人做过粗略统计，《围城》一书中比喻多达七百余条）以及知识容量的丰富，使小说形成了其独特性。美籍华人夏志清说：“《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苦心经营的小说”，又说：“《围城》尤其比任何中国古典讽刺小说优秀。由于它对当时中国风情有趣的写照，它的喜剧气息和悲剧意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对未来中国读者，这将是民国时代的小说中最受他们喜爱的作品”。事实也是这样，《围城》一出版，即在上海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虽然自解放到80年代，几乎所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或小说专著都忽略了此书的价值。如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对《围城》就只字未提。许多人不知道《围城》，也不知道钱钟书这个人。但自80年代以来，这部作品以“经典”的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而我们也是这样认为的。
四、《围城》对当时时代背景的表现力
《围城》写于抗战后期。从文学的角度讲，它应该是一部完全的成功之作。但联系到当时的大背景，《围城》“没有直接地宣传抗战，没有紧密地为现实斗争服务，与抗战没有多大的联系。在当时的背景下，《围城》的时代氛围确实有些不突出，这些缺点是不可否认的”。
这个问题也确实存在。但余杰说：“我读钱钟书如同面对一具古埃及木乃伊，我感受不到任何一点生命气息。”，“在抗战最艰苦的阶段，在自己民族就要灭亡的时刻，钱钟书用切头切尾的嘲讽口吻写《围城》，未免有点超然物外”。则是不完全正确的。在现在对《围城》的讨论中，这是一个焦点，但我们即可看到评论家崔卫平这样回应了余杰：“即使那些看来没有什么直接用途的知识也帮助维护了一种文明的气息，没有这种气息，便没有闪光的东西出现”。
所以，钱钟书先生写出《围城》，恰恰是“文明的实践者，代表了文明和有文化的生活，并且以杰出的努力，给人类文明的大厦添砖加瓦”。
不仅仅如此，我们应该从《围城》，以及钱钟书先生的其它作品中看到近代中国部分知识分子的形象，看到那时代知识分子的另一个层面。并且从中得到启示，体会到投身正义事业的重要性。鲁迅先生那些反映国民性弱点、反映人们在反抗与绝望中徘徊的作品是余杰所推崇的。联想到《围城》，不正也反映了国民性的弱点，以及反抗与绝望的哲学，反映了人类灵魂的恶劣的一面，“暴露和鞭达了知识分子中庸俗、无聊、虚荣、争斗等劣根性”吗？
总之，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做为身兼作家、学者两重身份的文化人，钱钟书先生的作品显示了他与一般作家不同的创作风格，作品容道德、风俗、人性批判于一炉，在人物心理刻画、思想表现、语言讽刺性和表现力上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作品在充满书卷气、丰富的学识、犀利诙谐的笔墨的同时，把掩藏在人们（尤其是酸腐的知识分子）灵魂深处的“小”挖掘出来，暴露出人类灵魂中的弱点与劣根性，诸如人的虚荣、伪善、好色、爱财、无责任感等，用笑予以嘲讽，使文章精致、隽永，具有很高思想价值，而且表现得深刻，富有很强的哲理性，发人深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