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贤美

    一、红军长征打败了国民党中央军和西部各省军阀的围追堵截，促使西部军阀割据局面迅速瓦解

    红军长征进人西部各省前，贵州省由军阀王家烈统治，四川省由刘湘、刘文辉、杨森、邓锡侯、田颂尧等军阀建立防区分割统治，云南省由"云南王"龙云统治，陕、甘、宁、青等省由杨虎城、孙蔚如（稍后有张学良、于学忠）和马鸿宾、马鸿逵、马步芳等统治。他们打着国民党政府的旗号各自为政，拒绝中央军人境，其统治的地区一直未为南京中央政府统一。

    国民党和南京政府的魁首蒋介石，既千方百计要消灭红军，又梦寐以求要统一西部各省。1934年11月，当蒋介石看出从江西出发长征的红军有进入西部各省之势时，就对他的亲信秘书陈布雷说："川、钱、滇三省各自为政，共军人黔我们就可以跟进去，比我们专为图黔而用兵还好。川、滇为自救也不能不欢迎我们去，更无从借口阻止我们去，此乃政治上最好的机会。今后只要我们军事、政治、人事、经济调整适当，必可造成统一局面。"这充分暴露了蒋介石要趁追剿红军之机统一西部的阴谋。中央红军长征入甘肃时，在陕甘堵截红军的有国民党中央军和东北军、西北军约三十多万人，朱绍良、毛炳文、王均等部中央军在甘肃，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在陕甘，此外在宁夏、青海和甘肃边境还有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和马步青的骑兵、步兵约十万多人。当时甘肃省主席和绥靖公署主任是蒋介石的亲信朱绍良，中央军和地方军队都打着国民党旗帜，表面看来陕、甘、宁、青也都统一于蒋介石南京政府了。实际上军阀割据力量还很强大，未真正统一起来。奸狡的蒋介石仍用一石二鸟的伎俩，把军阀部队派去各山口要地正面堵截红军，利用红军的刀枪削弱军阀实力，以便完全"吃掉"他们。红军英勇奋战，不断粉碎敌人的堵截围攻，大量毙伤敌人。如在腊子口战役中就击溃了原盘踞临洮、岷县一带的地方军阀鲁大昌新编第十四师第六团；在吴起镇击溃了马鸿宾、马鸿逵和东北军何柱国的骑兵部队两千余人；在直罗镇战役中，中央红军和红十五军团共同歼灭东北军1个师又1个团，毙敌师长牛元峰，俘敌五千余人，缴枪三千五百余支。红军还给追敌中央军毛炳文部以重创。中央红军长征经过11个省，共击溃敌人410个团。因这是伟大的胜利。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静宁胜利会师，并随即建立起扩大的陕甘苏区，这不仅更大地削弱了军阀的力量，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军队，而且使蒋介石国民党围追消灭红军的阴谋彻底破产，并强烈震撼着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红军在陕甘边建立的革命大本营，成了中国革命的领导中心！红军在陕甘边升起的革命红星，光芒照耀全中国！

    二、红军长征，在革命形势落后的西部广大地区，推动了群众革命斗争的发展．帮助各族人民建立了革命政权，给他们带来了解放的希望。

    过去由于种种原因西部的革命形势比东部落后许多。1932年冬，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苏区向中国西北部"远征"，已开始"把苏维埃的种子广播到革命形势比较落后的区域中去了"，"开展了广泛的群众革命斗争"。1935年~1936年，红军三大主力长征在革命形势落后的西部广大地区，更把推动群众革命斗争发展到了空前高潮。

    1935年1月，中央红军一进贵州，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就以代主任李富春的名义发表布告，号召"凡我工农大众"，"大家一起来实行共产党的主张：自动打倒土豪分田地，实行八小时工作，收缴一切反动武装，来武装工农，建立苏维埃政权及赤色游击队"。5月，中央红军进人川西彝族区域时，红军总司令朱德又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其中号召："赶快团结起来，共把军阀驱逐。设立彝人政府，彝族管理彝族"。8月，中共中央沙窝会议决议满怀喜悦和信心地指出："一、四方面军两大主力在川西北的会合，造成了中国苏维埃运动在西北开展极大胜利的前途。""一、四方面军的会合，大大兴奋了全中国的工农劳动大众，坚强了他们对于革命胜利的信心。""一、四方面军在中国西北部的活动，将大大推动西北少数民族反对帝国主义与反国民党的斗争，使西北广大地区土地革命的斗争进一步的尖锐化，使共产党苏维埃红军的影响大大的扩大。"中共中央还号召把"建立番民革命政府"作为"目前的中心工作"之一来抓。长征中的红军积极贯彻红军总部和中共中央的指示，不断发动和帮助各族人民开展各种革命斗争，建立一系列革命政权，其中比较著名的革命政权有：川康边的冕宁县革命委员会（彝汉人民联合政权，1935年建立）；茂县苏维埃政府、理县苏维埃政府、江川县苏维埃政府（皆羌、藏、汉族人民联合政权，1935年5月建立）；茂县回族苏维埃政府（1935年建立）；瓦钵梁子、周伞藏族苏维埃政府（1935年7月建立）；绥靖、崇化地区的格勒得沙（藏族人民）革命政府（1935年7月建立）；四川省苏维埃政府（1936年1月在芦山县城建立）；甘孜、炉霍、道孚地区的波巴依得瓦（藏族人民）自治政府（1936年4月建立）；陕甘宁边的豫（旺）海（原）县回民自治政府（1936年8月建立）等。这些革命政权由过去被压迫剥削的各族劳苦群众当家做主人，领导各族人民推翻骑在他们头上的反动统治者，实现了民族平等、团结与解放的希望。得到解放的各族人民积极进行土地革命、分配土地、镇压反动暴乱、组织生产、扩红支前等方面的工作，都取得了显著成绩。这样，原来荒漠落后的西部地区迅速出现了朝气蓬勃的革命局面，使长期处于国民党反动派和各种反动势力黑暗统治与压迫下的各民族许多工农大众、农奴和奴隶们翻身了。他们梦寐以求获得解放的希望破天荒地实现了，虽然这是短暂的解放，随着红军的撤走，革命政权又被敌人推毁了，他们又重新被统治者压迫剥削。但是，红军已给他们开出了解放的道路，红军带给他们获得解放的希望，深深地扎进他们的心里，鼓舞着他们不断进行革命斗争。终于在十三年后，他们迎回了当年的红军--亲人解放军，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派和各种反动势力的压迫和统治，获得了彻底解放。

    三、红军长征对西部地区一些封建残余制度实行了革命，为新中国在这些地区进行民主改革积累了经验

    长征中为了适应革命发展的需要和各族人民的要求，红军帮助西部各族人民对一些残酷压迫剥削人民，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落后社会制度进行了革命变革。

    l .废除彝族头人"换班坐质"制度。1935年5月，中央红军解放冕宁、越西县城后，即打开监狱，释放了"人质"和反抗官府、拖欠捐税的彝汉群众，并将该县的田地粮册和"人犯"、"人质"的文书档案全部当众焚毁，宣布永远废除"换班坐质"制度，彝汉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2．改革"政教合一"制度。过去在川西北和康北农牧区盛行"政教合一"制度，喇嘛教寺庙拥有政治、经济等特权。较大的寺庙下辖有部落，有委派所属部落土官的权力。寺庙内设有监狱、法庭、刑律，拥有武装。寺庙当权的上层喇嘛都与当地上司、土官、头人等相互勾结。他们既利用喇嘛教"神"的威力，又依赖于土司、上官们的统治特权对藏民进行压迫奴役，从而形成了农奴主、牧主和寺庙当权的上层喇嘛三者联合的"政教合一"的统治制度。红军长征到实行"政教合一"制度的藏族地区后，为了使藏族民众享受到应有的权利并实现翻身解放，在宣传信教自由的同时，又努力实行政教分离的政策。

    3改革落后的土地占有制度。西部汉族地区绝大多数上地山林为地主占有。在少数民族地区情况复杂，有些地方是农奴主、土司、寺庙世代相袭占有其辖区内的土地山林，并占有许多农奴、奴隶，强迫他们服劳役，从事生产劳动；有些民族地区农奴制经济已开始解体，出现了地主。上述种种都是很落后的土地制度，严重阻碍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红军长征进人西部地区后，在停留时间较长的汉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都根据1931年《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土地法令草案》的精神，发动群众，组织苏维埃政府，雷厉风行地进行上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没收地主的土地和富农出租的多余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耕种。

    显然，红军长征中无论在汉族地区，或是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分配土地的政策和办法都极大的、当然也是不同程度地改革（废除）了原来落后的土地占有制度，因而能激发劳动者的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

    4．废除屯殖（屯田）制度。自清乾隆年间"金川之役"削平反叛土司后，清政府在大小金川地区实行"改土归流"，废除土司制度，设立与内地相同的地方官制，同时实行驻军屯垦。每屯有守备衙门，内设各种杂职官员，分别办理有关事务。屯守备是全屯的最高统治者，世代相袭，总揽屯内政治、军事、经济等一切大权。屯守备的权力实际上与原来的土司相差无几。全屯土地由屯兵和招募来的垦夫、差户耕种，除按所耕土地多少向守备交正税外，收入归己。全屯的统治集团对屯兵、垦夫、差户等进行残酷的压迫剥削，使他们生活得很悲惨。红军长征到茂县汶川、理番等羌藏地区后，打垮了屯兵队伍的堵截，解放了垦夫、差户和当地贫苦农民，组织"分田委员会"，没收屯守备和千总世袭总管的土地、山林、房屋、耕牛等，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耕种。从此，废除了屯殖（屯田）制度。综上所述可见，红军长征中对西部地区一些落后的杜会制度的革命变革，无疑是新中国在这些地区进行民主改革的一次预演，因而也就为民主改革奠定了基础，积累了经验。

    四、红军长征贯彻执行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促进了各民族的平等与团结

    为了在长征中妥善处理好民族与宗教问题，团结各族人民支援长征，共同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各路红军都积极宣传贯彻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与宗教政策。

    1934年11月19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布《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要求："必须向全体战士解释争取少数民族的重要性及其必须注意的事项"。"严格的政治纪律，绝对不许对少数民族有任何骚扰"。"动员全体战士向少数民族的广大群众宣传红军的主张，特别是民族自主和民族平等"。中央红军进人广西全州、龙胜壮、瑶、苗、侗各民族聚居区时，沿途写出标语口号："共产党是主张民族平等、民族自治、解放弱小民族的！"红军进人贵州镇宁、锦屏等县也宣告："不论汉族、苗族、布依族，不论各族人口多少，都一律平等"，"政治上、经济上，苗人、侗人与汉人有同样的权力。"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地区，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签发的布告指出："对苗、瑶等少数民族主张民族自决，民族平等，与汉族工农同等待遇"。5月，中央红军到达四川彝族聚居区时，红军总司令朱德发出布告指出："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5月22日，红军先遣队司令刘伯承和彝族沽基家支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结为兄弟。中央红军进人甘南回民聚居区域时，在哈达铺向指战员讲了《回民区域政治工作》，要求遵守下列各事："一、进入回民区域，应先派代表同阿訇（回教首领）接洽，说明红军北上抗日意义，获得回民许可后，才许进人回民乡村宿营，否则应露营。二、保护回民信教自由，不得擅人清真寺，不得损坏回民经典。三、不准借用回民器皿用具，各部队在回民地区不得吃猪肉、猪油。四、宣传红军平等之主张，反对汉官压迫回民。"这些要求红军指战员都坚决执行了。1936年4月30日，红二、六军团在云南中甸，以中革军委湘鄂川滇黔军委分会主席贺龙名义发出布告："本军以扶助番民，解除番民痛苦，兴番灭蒋，为民谋利益之目的，将取道稻城、理化，进人川康。军行所至，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幸望沿途番民群众以及喇嘛僧侣，其各安居乐业"。布告发出后即产生良好影响。

    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后，也先后发布和执行了一系列党的民族和宗教政策。如《红四方面军告川西藏彝民族书》、《告回番民众》、《共产党红军对番人的主张》、《红军对番民十大约法》等。1936年4月，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在甘孜地区发布了保护喇嘛寺的布告；"查白利喇嘛寺，联合红军，共同兴番灭蒋，应予保护。任何部队，不得侵扰，违者严办"。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也发出布告："此系合则觉母寺院，凡一切人等不得侵扰"。红军指战员努力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主张，坚决贯彻党的民族和宗教政策的行动，使许多僧俗人等解除了对红军的疑惧，转而称道、拥护和帮助红军。红军宣传贯彻执行党的民族与宗教政策的言行，使各族人民看清楚了红军虽也是汉军，但其官长和士兵同过去镇压、掠夺他们的汉官、汉军有本质上的不同：红军是为粉碎蒋介石国民党的围追堵截而来的，是来发动各族人民共同推翻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的，是帮助各族人民求解放的；红军帮助建立的许多革命政权，都由各族劳苦大众当家做主；红军切实执行信教自由，保护寺庙的政策。红军的所作所为得到了各族人民的欢迎和信任，因而各族人民也积极支援红军长征。所有这些事实，都迅速地促进了汉民族与各少数民族，以及各少数民族之间的民族平等与团结。而且刘伯承与彝族头人小叶丹的结盟，贺龙与归化寺喇嘛的互访赠礼，朱德与格达活佛的亲切交谈，都更模范地促进了民族平等与团结！

    五、红军长征时期执行的经济政策．促进了西部民族地区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解体，有助于经济发展和人们商品经济意识的启蒙

    长征中，红军及其帮助建立的革命政权在西部民族地区宣传执行的经济政策，除前面已谈到的土地革命中没收和分配土地的政策外，有关工商业方面的政策主要有："红军所到之地"，"对工人主张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钱"。"买卖自由，商人不管大小，只要遵守苏维埃法令，可以随便做生意"。"大家来成立合作社，贩卖布匹盐巴粮食，使赤区穷人个个不愁吃穿"。"公买公卖不苟且，打倒土豪救穷人"，"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发展工商业"，"保护中小商人利益"，"商人无论大小在服从苏维埃法令下可自由营业"。1935年11月，红四方面军帮助建立的中共四川省委作出了对红军和地方财经工作的八条决定，其中规定"提倡群众办合作杜"，"提倡开设各种工厂"。根据上述工商业政策的精神，红军和革命政权组织群众发展工业和副业生产，开办合作社和"国家商店"，取得了显著成绩。如在天全、芦山等地办起了手工业生产的盐厂、铁木工厂、茶厂。盐厂是红军请技师在天全县新打的盐井，安装八口大锅熬盐，每天可产雪花盐约800斤，群众称为"红军盐厂。"在川西北大小金川地区，红军和革命政权开办有热盐、制硝、烧锻、修造农具、烧炭、制革、纺毛、编织等厂和作坊，产品由各地苏维埃政权或合作社收购，供给军需民用。此外，还开办有炸弹炸药厂、军械军备修理厂、制鞋厂、服装厂、发电厂、制币厂、"国家商店"（指公营性质的商店）、"国家药店"、合作社等。这些工厂、作坊、商店、合作社在封闭荒漠的民族地区生产和交换了许多产品和商品，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在西部奴隶制、封建农奴制经济形态中和封闭落后境域里远没形成商品经济，因此人们也是没有商品经济意识的。红军和革命政权宣传和实施"保护中小工商业"，"公买公卖"，"自由经营"，"奖励对外贸易"，"引进投资"，"开发富源"等政策，并开办了不少工厂（场）、合作社和商店，促进了一定程度的商品交换。这一系列发展经济的实践活动，无疑是对西部民族地区的人们进行了一次商品经济意识的启蒙宣传教育，对今天开发西部经济来说，可算是最早上的一堂"预备课"了。

    六、红军长征广泛宣传革命道理和共产党的主张．唤起了西部各族人民的觉醒，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促进中国人民思想解放运动的"五四运动"风潮，只在西部少数大中城市回荡了一阵子就停息了，未吹进西部万重关山中的草地和荒原。长期居住在那里的人们的思想，被奴隶制、封建农奴制意识形态和宿命论观点所禁铜，只知道求山神保佑，从寺庙和佛经中去寻找"极乐世界"，却不知外部世界的变化，不懂得革命道理，更不知中国共产党才是谋求解放的救星。

    "红军是宣传队'。红军长征走过了西部的高山雪岭、荒原草地，沿途用各种形式向各族人民宣传革命道理，宣传《中国共产党十大主张》、《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以及共产党和红军北上抗日的主张，等等。其中许多标语、布告，足以令西部闭塞的荒原草地中的人们振聋发聩。

    红军的宣传鼓动工作，很快在西部偏远地区的各族人民中引起了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唤起了他们的革命觉醒，有许多青年报名参加了红军。"红军是播种机"红军在西部广大地区帮助各族人民建立的革命武装，培养的苏维埃干部，发展的党团员、积极分子，都是红军播下的革命种子。红军走后，这些种天在西部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继续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最终迎来了西部的解放。例如，红军长征在川黔滇边境所留下的黔北游击队、川南游击队，在与敌人斗争中，1936年6月合并发展成为川滇黔边游击纵队，兵力增强。1937年1月游击纵队虽被敌人击散，余部仍分别在云、贵、川三省组成游击支队，坚持革命斗争。红军撤走后，在四川冕宁留下来的"中国工农红军彝民沽基支队"也坚持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失败后，沽基家族的人像保护革命火种一样，把刘伯承授予的队旗珍藏起来，到解放后交给了政府。红军播下的革命种子是很多的，除以上举例说到的外，还有不少种子在解放后部长成了栋梁之材，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红军长征虽已过去七十年了，但红军长征的辉煌业绩，依然光彩夺目。红军长征的艰苦奋斗精神，不断激励着人们去进行新的长征，为开发西部。振兴祖国经济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