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玉香丁玉珍

    中央红军在翻越长征途中第一座人迹罕至的大雪山——夹金山后，于1935年6月12日在四川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一、四方面军两大主力的会师(一方面军2万人左右，四方面军8万人左右)，使红军的实力大增，“造成了中国苏维埃运动在西北开展极大胜利的前途”。6月26日中央在两河15I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上在分析当时的国内外政治形势和敌情后，做出了关于北上战略的决定：即“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扩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中国的胜利。”同时会议还强调两个方面军统一指挥，指挥权集中在中央军委。在会上张国焘口头同意中央北上战略的决定，但会后不久便找各种理由拒不执行中央战略决定，以借口“组织问题没有解决”而延宕部队的调动，同时提出了红军应该南下西康的川康计划。8月6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会议，重申两河口会议确定的战略方针，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并对他进行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会议通过了《中共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定》，指出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团结的重要性和会师的重大意义。

    会后中央军委决定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为左、右路军，经草地共同“北上”。右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率领，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毛泽东、周恩来随右路军行动。左路军由张国焘率领，红军总司令朱德、总参谋长刘伯承随左路军行动。由于时任红军总政委张国焘“南下”的主张，对党内和红军内部产生了极大分歧。党中央相继在毛儿盖、巴西召开会议，耐心分析“南下”的不利和“北上”的有利，劝解张国焘执行中央战略计划。特别是右路军跨过草地，在巴西等待左路军前来会合时，张国焘在阿坝违抗中央命令，拒不与右路军会合，并要挟右路军和党中央“南下”，甚至企图危害党中央。为重申和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中央决定将红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改编为北上抗日支队，由中央直接指挥，迅速脱离险区，继续北上。巴西会议后，毛泽东、周恩来率领红一方面军和中央军委纵队约八千余人，沿包座河(甘肃境内称达拉河)，向甘南的岷山中麓挺进，同时电令左路军随后向甘肃境内前进，及时向广大指挥员解释党中央先行北上意图，改变部队的战斗部署，抵制张国焘的分裂阴谋，争取红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挥员共同北上。9月5日晚12时，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陆续到达俄界村(今甘南州迭部县达拉乡高吉村)集中宿营。

    俄界是个依山傍水、坐北朝南的藏族小山寨，共有二十余户人家，系藏族土司杨积庆所管辖。当时卓尼土司杨积庆管辖有3个团、两千多人的藏族步兵和骑兵。红军人甘后，蒋介石命令其“出动全部藏民”“阻击红军”，当红军到达俄界村时，所有藏族群众躲进了对面和村后的高山密林里，观察红军的行动，他们被红军秋毫无犯的严明纪律所感动，杨积庆对过境红军采取了"让道过境”的态度，这给红军创造了在俄界短暂休整的外部条件。

    然而9月9日，张国焘背着中央电令右路军政委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党、分裂红军。9月11日，党中央又向左路军发出了《中央为贯彻战略方针再致张国焘令其即行北上电》。9月12日，党中央在俄界村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参加会议的政治局成员有毛泽东、张闻天、秦邦宪、王稼祥、何凯丰、刘少奇、邓发7人。列席会议的有蔡树藩、叶剑英、林伯渠、杨尚昆、李维汉、李德(共产国际顾问)、林彪、聂荣臻、朱瑞、罗瑞卿、彭德怀、李富春、袁国平、张纯青等。会上毛泽东作了《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阐述了中央一致坚持6月28日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北上战略方针，分析了张国焘坚持南下的错误主张及红军今后的任务与到达甘南后新的战略方针。会议在揭露和批判张国焘的退却主义、军阀主义和分裂党、分裂红军错误的同时，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决定指出：“政治局认为必须采取一切具体办法纠正张国焘同志的严重错误，并号召红四军全体忠实于共产党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同这种倾向作坚决的斗争，以巩固党与红军”。会议确定了中央红军今后的战略计划：“北上红军经过甘东北和陕北，以游击战争去打通和共产国际的联系，以便取得共产国际的帮助，首先在接近苏联的地区创造一个根据地，休整部队，扩大红军，然后再以更大规模、更大力量进取陕甘广大区域”。会议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和林彪组成的5人小组，作为全军的最高领导核心。会议通过了攻打天险腊子口的决定和彭德怀同志《关于缩小部队编制的建议》。毛泽东在最后总结时强调：“我们需要团结，比任何时候更加重要”。

    会后，党中央还召开了营以上干部会议，说明了新战略方针的必要性，并发出《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传达到全体指战员，号召红军广大指战员团结在党中央周围，战胜张国焘的分裂路线，为实现中央新的战略方针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