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领军过甘南
  新华网甘肃频道( 07-27 10:46:59) 来源:

赵瀚豪

    1935年8月下旬,党中央和毛泽东率领红一、三军团及中央军委纵队,走出草地后,前敌总指挥部住在今四川省若儿盖县的巴西村,党中央和毛泽东住在离巴西约10里远的牙弄村。为开辟北上抗日的前进道路,打开通往陕、甘两省的大门,党中央和毛泽东发动了著名的“包座战役”,消灭胡宗南守敌一个团和援敌一个师,为红军北出甘肃创造了一个极好的时机。但张国焘拒不执行中央要求左路军迅速过草地,出班佑,朝右路军靠拢,全力向甘肃洮河以东发展的指示,在四川省的阿坝地区按兵不动。同时,张国焘又在9月3日致电欺骗中央,借口噶曲河涨水拒绝向右路军靠拢。当时,一直追随张国焘的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委也对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阳奉阴违,一切等待张国焘的电示。在9月初的几天里,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日日步行到巴西村去开会,耐心劝说,教育其执行中央北上的决定,但他拒不听从毛泽东等人的忠告,使北上红军处于危险、被动的境地。9月8日晚,毛泽东在阿西村召集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秦邦宪等人举行了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决定迅速脱离危险区,向甘肃境内运动。并命令一军团派出先头部队,向俄界(今甘南州迭部县达拉乡高吉村)前进;三军团担任后卫,负责保护中央安全脱离危险区。9月9日凌晨6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迅速离开巴西村,赶到今四川省若儿盖县最边远的村庄毛龙宿营。

    9月10日,毛泽东等人正欲沿包座河横穿岷山,向俄界行进时,叶剑英也带着中央直属队风尘仆仆地赶来了。就这样,在关系到中国革命前途和党与红军命运的严峻时刻,为坚决贯彻执行北上抗日的决议,党中央和毛泽东断然决定,独率一、三军团和中央军委纵队八千余人,迅速脱离巴西危险区,向甘肃境内的岷山丛中挺进。

    9月11日清晨,毛泽东和参谋、警卫人员个个手握树棍,沿包座河插进东北方位的岷山中麓地区。为争取使红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尽快走上北上抗日的正确道路,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经过研究后,在川、甘交界的地区向右路军发出了敦促电文,即《中央为贯彻战略方针再致张国焘令其即行北上电》:

    一、中央为贯彻自己的战略方针,再一次指令张国焘总政委立即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

    二、中央已决定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指挥,并已电令一、三军团在罗达、俄界集中。

    三、左路军立刻答复左路军北上具体部署。

    当红军进入甘南地区的第一个藏族山庄干沟村的山脚下时,山势陡煞峻峭,两面峡壁崛起,只见前方峡深谷幽,林遮雾漫,山道狭窄崎岖。左边是高耸入云的危崖绝壁。右边是涧深湍急的达拉河(原包座河),犹如一条白色的蛟龙,奔腾咆哮,一泻而下。由于昨夜下了大雨,红军刚走了几里后.河水突然猛涨,山洪横溢,淹没了崖下林间的羊肠小道,许多险桥、栈道被冲毁,一不小心就会掉进脚下汹涌的激流中去。毛泽东挺着他那高大、魁梧的身躯,迈着稳健的步伐,拄着木棍,时而涉水,时而攀棘爬坡,总是走在队伍的前面。而他所担忧的是躺在担架上的周恩来的安危,因为自从过草地前周恩来的肝病复发以后,整天昏迷不醒,发高烧。毛泽东非常关心周恩来的病情,请来了最好的医生给他治疗,但因药品奇缺,病情仍不见好转,特别要在这坎坷不平的险峻山道上躺在担架上行进,那更是危险和困难了,稍不留神,就会滚下深涧。因此,毛泽东一边在前面探察路情,一边叮嘱参谋人员不断向后传话,一定要保护好周副主席等几位中央领导和老同志的安 全,不能出一点儿差错。下午5时左右,毛泽东等几位中央领导安全到达俄界,与早已等候在那里的一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等人会合。大家略作交谈后就分别住进了用木料搭盖的藏民住房。毛泽东特意来到周恩来的住房里,反复叮嘱他要多休息,养好身体。之后便步出村头,察看地形,布置岗哨,直到警卫员催促时,才回到村东头的一幢小阁楼里休息。俄界是个依山傍水、坐北朝南的村落,藏语是“八个山头”的意思,是根据村后八个锯齿形的山头而起名的。全村共有二十多户藏族人家,全是又高又黑的木板房,按山形不规则地摆成三台。红军到达时俄界群众逃避一空,都藏匿在对面和村后的高山密林里,暗中窥视红军的行动。

    9月12日,为及时向红军指战员解释党中央独率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的意图,调整部队的战斗布置,确定以后的战略方针,党中央在俄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阐述了中央红军今后北上的任务与到达甘南后的战略方针。俄界会议后,毛泽东和红军连夜离开了高吉村,于第二天凌晨经过岗岭(红军称广利)村,沿达拉河(原包座河)向东北方向前进。9月13日,红军向旺藏寺(红军称瓦藏寺)进发,行程约120里,几乎全是异常险峻的云崖栈道。这些栈道都横嵌于百丈悬崖,凌空架在激流河面上,犹如空中飞桥一样,人们即由上面来往。毛泽东等人都用手中的木棍一边探捣着栈道的铺板,一边小心翼翼地扶着崖壁移动。在红军到来之前,反动分子把某些路段的铺板扔进河里,甚至把一些石孔木桩也拔掉了,这样迫使红军不得不停下来就地修理。首先需要把栈道被破坏的情况一个人一个人地向后传达,传到有木料的地方,将树砍倒,然后再一根一根地向前传递。由于队伍在狭窄、悬空的山道上只能排一路纵队,所以拖至几十里长,再加上栈道很窄,只容一个人通过,这样传递一根木料就需要很长时间。此外,反动分子还从河对面的山林里放冷枪,从栈道这面的山顶上滚巨石,使红军随时都有伤亡的危险。达拉河(原包座河)流到这里,水势湍急,涛声如雷。两岸都是险峰峭壁,河面宽的地方有十几米到数十米,窄的地方不到四五米。栈道往往距离滔滔水面七八十米高,深不见底,若俯视河面令人头昏眼花,极度惊骇。这天,毛泽东等人艰难地走了不到50里,整日里只是吃些炒青稞,喝几口溪水充饥。天黑后,大家在次哇沟口(红军称庶地)的松林里露宿过夜。第二天早晨,红军又继续向旺藏寺前进,栈道依然很艰险,山路还是崎岖陡峭,幸好有四五座横跨达拉河的约10多米的木桥还没有完全被毁坏。在离旺藏寺约15里的达拉沟口,反动分子在白龙江对岸的山坡卜--向行进中的红军射击,曾有百数名打先锋的红军遭袭击遇害,一军团二师一团的一位姓龙的团长在此光荣牺牲。直至当晚11点,部队才陆续到达今迭部县旺藏乡政府驻地——旺藏寺。

    旺藏寺是方圆二三百里内最大的一座寺院,当时有喇嘛四五百人。寺内陈设异常雅洁,每幢僧侣房前有一个小花园,种着红白菊花、向阳花、牵牛花、葡萄等。红军到时,正逢菊花盛开的季节,芳香扑鼻,艳丽动人。一军团住在旺藏村,三军团和军委纵队住在旺藏寺,毛泽东住在居中的茨儿那村里。

    9月14日黄昏,毛泽东把刚刚到达的红四团团长王开湘和政委杨成武叫到他住的木楼里,凝思了片刻后指着一张甘肃地图,郑重其事地说:“王团长、杨政委,中央交给你们一个艰巨任务,以三天的行程夺取腊子口.能行吗?”王、杨异口同声地回答:“坚决完成任务!”毛泽东欣喜地拍着两兰年轻干练的指挥员肩头,笑吟吟地说:“好,好!红军的白袍小将嘛!中央把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啦!”说着,他叫警卫员端过一个小竹筐,里面装满了绿油油的青辣子,微笑着说:“这些辣角子是这个藏民村产的,你们带上现在就出发,路上打瞌睡了可以刺激一下嘛!你俩要记住,三天啊!走,咱们到外面看看。”说罢,毛泽东和王、杨二位团首长走下楼梯,步出小院,来到村头白龙江边的塄坎上,但见坎下的小路上早已整齐排列着红四团的全体指战员,个个身背大刀,手握钢枪,正精神抖擞地待命出发。毛泽东凝听了一阵儿从东面九龙峡方向传来的激烈枪声,挥动大手慷慨激昂地说:“同志们!我们要彻底打破蒋介石、胡宗南、鲁大昌的堵截,攻克腊子口,冲出岷山,到抗日前线去!现在,我命令英雄的红四团出发!”说罢,只见红四团的勇士们,像离弦的箭一样,穿过黄昏晚霞的余晖,向腊子口方向射去。临行前,毛泽东又对两位年轻的指挥员嘱咐道:“我就跟在你们后面,有情况多向军团首长报告。”说罢,他目送着王开湘和杨成武赶上队伍,消失在山间小路旁的灌木丛中。

    9月15日拂晓,毛泽东带着二十多名参谋和警卫人员,步出茨儿那村,这时从东面顺自龙江而下的九龙峡隘口不时传来阵阵枪声,估计可能有国民党新编十四师鲁大昌军队的堵截,走大路会拖延时间,赶不上红四团。因此,毛泽东断然决定改道走捷径,从茨儿那村前的仙人桥上渡过白龙江,翻越四千多米的高日卡和娘里宁巴两座大山,直奔卡郎山下的崔古仓村,与大部队汇合。午后,毛泽东等人又登上4300米高的卡郎山,从山脚至半山腰是茂密的松林,快到山顶是绿草和光秃秃的山头,山场里积着一层厚雪,山的背面从半山往下是浓密的原始森林。毛泽东和随从人员冒雨翻过云雾缭绕的卡郎大山,踏破千年积雪,傍黑穿过黑拉(红军称格法)和五湖(红军称吾福)村,又钻进了一片名叫拿合窝(野狼滩)的原始森林。这时,天色昏暗,细雨蒙蒙,烟雾笼罩峰峦,漆黑的天幕很快降落下来,大森林里既无路又无光亮,伸手不见五指,什么也看不清楚,大家只好一个拉一个地摸索前进。挑东西的红军战士接连跌跤,相互之间常常失去联系,一不留神,就有迷路、掉队的危险。最后,毛泽东感到确实无法再行进了,便下令大家就地休息,每人找一棵大树靠着坐下,等待天亮。9月16日黎明,毛泽东又和随从人员背起行李枪支,翻过一座名叫加儿梁的密林山岗,于下午5时来到今迭部县腊子口乡的藏族高山村寨——黑多(红军称黑朵)村。此地离腊子口只有十多里远了。这时,从东北面的腊子口方向隐隐传来阵阵枪声,红四团已经和敌军接火交锋了,腊子口战斗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