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为，这种误解的产生，既有普通公众对法律具体规定认识模糊的因素，也有北京一中院对判决说理不清的原因。按照《刑法》规定，对受贿罪的量刑并非以数额为唯一标准，数额之外还有其他许多情节应予考虑，“坦白交代”也并非贪官的“免死牌”。事实上，坦白不是从轻处罚的法定情节，而是从轻处罚的酌定情节。

    对于受贿罪，法院在量刑时，受贿的数额是其中一个重要标准，不同数额区间大体决定量刑的幅度区间。而在一个特定的量刑幅度区间内，到底是选择较高的刑期还是较低的刑期，是选择较严厉的刑罚方式还是选择最严厉的刑罚方式，则由数额结合其他相关情节来确定。这些情节包括主观恶性程度、犯罪行为给国家社会和人民带来的严重后果、赃款赃物挥霍退赔情况、认罪态度等等。从郑筱萸的受贿数额看，量刑应该是在死刑(包括死缓)这一档。

    但郑筱萸被判处死刑，除了受贿数额外，还有一个极其关键的因素，就是犯罪情节。也就是说，郑筱萸的犯罪数额和其他情节结合起来，达到了判处死刑的程度。首先，从数额上来看，刑法规定，个人受贿十万元以上就可以判处死刑，而郑筱萸受贿数额是649万元，完全达到了被判处死刑的数额标准。其次，从情节上看，《刑法》规定，个人受贿十万元以上，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这里关键就要看郑筱萸犯罪情节是如何“特别严重”的。法院认定，郑筱萸置国家和人民的重要利益于不顾，为有关企业在获得相关许可证、药品进口、注册、审批等方面谋取利益，直接或者通过其妻、子多次收受贿赂，严重侵害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严重破坏了国家药品监管的正常工作秩序，危害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可以说，无论从主观恶性、犯罪手段还是犯罪社会危害性，都属于“情节特别严重”。因此，法院判处其死刑是完全合法的。

    编辑:王清颖